我开始逐个和经理们谈话，夜里再上网查阅相关的信息，瞎子摸象似地把各个部分往一起凑。幸亏有费南多在，他在微软七八年了，一直是布莱恩的左右手，似乎把所有微软的工作都做过了，急躁、正直，绝顶聪明且聪明绝顶，头顶上的大部分头发都转移成大胡子了。我俩挺投缘。我把不懂的事记下来，把他当字典查。布莱恩靠不上，费南多是我真正的师傅。我还不知道，这个师傅也指望不了多久了。
我给自己定了个短期目标：不超过六个月要全面学会微软主要业务和战略策略，认识每个内部员工，大面积接触客户、伙伴和媒体，掌握总经理的全局，制订出微软中国的长期战略和营销策略。
经常对主要任务制定明确的、可衡量的短期目标是我的习惯。“明确”，就不容易忘记或拖延，“短期”，可以帮助自己缓解无尽无休的压力，时时有“就快做到了”的安慰和阶段性的成就感。对我有效。布莱恩休假还没回来，我就被“摆了几道”。
先是新任总经理就职的新闻稿迟迟发不出去，英文稿是布莱恩临走前亲撰并由总部核准的（这是大事，布莱恩不马虎）。症结在于中文和英文大相径庭，偏巧我正好懂中文，看出来了：明明是我和微软公司之间的双向慎重选择，偏要庸俗成某个人慧眼把我“挖来”辅佐，把本来很明朗的消息制造出来些暧昧，都是用中文添加的，英文稿里根本没有的词儿。我不能接受“以前都是这么做的”说法（天哪，“以前都是这么做的”？）。又不想立即卷入纷争，就只好压到布莱恩回来定夺。
稿子不发消息照样可以“透露”，而且是在我未出席的情况下向几位媒体大腕儿透露的，于是本不真实的故事成为最早的版本，流传至今。
接下来的一招中得更狠。头一天快下班时一位总监来找我（总监们现在都向我汇报了），邀请我与总裁一起参加第二天与邮电总局的合作意向签字仪式。我仔细询问需要有何准备，被告之，一切不用操心，只要坐在那儿被介绍一下就行了；我又问那有什么必要呢？答案是我不能拒绝的：因为是重要的客户。在我坚持之下终于在出发前拿到了会议议程，我仔细看过，确实我只是列席陈设，我注意到客户贵宾名单上有一位我认识的处长。
进得会场面对的是五十多位记者。我谦逊如仪，待贵宾和总裁就位后再落座。会议立即开始。
“首先，由微软中国公司新到任的总经理介绍来宾……”
突然袭击之下，我没乱阵脚，暗自庆幸先看过会议议程，不但看过还随身带着，就摆在面前。我按图索骥刚要介绍到第二位来宾，突然意识到第二位坐着的不是我认识的那位处长！急瞥一眼那位面前摆的桌牌，只看见是三个字，而名单上的名字是两个字，再看远远去，第三位名字好像也对不上，一小时前拿到的名单是错的（后来知道，五个客户嘉宾的名字里有三个是错的）！我不敢继续错念，小声求助左右均不得要领，此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嘉宾已显现不耐，记者席间开始活跃，这是我以微软身份第一次在媒体前露面，记者们本来就兴致盎然，谁又见过总经理连念念名字的活都做不来？总裁大度地拍拍我的肩表示安抚，充分体现出上级对下级式的优越，把个总经理更是衬托出十足的低能。我万般无奈只好站起来：
“各位，我新来乍到，急切想参加今天的盛会，能认识我们重要的客户和各位记者朋友，很抱歉却没有做好充分准备，请各位原谅。现在就请我的总监来介绍嘉宾。”
我听的真真儿的——咕噜噜咽下去十几颗打落的牙！
不管是有意设局还是粗疏草率，这个“事故”都是无可原谅的。总经理是公司形象的主要代表，怎能如此糟踏戏耍？我通报所有直接向我报告的高层经理：为避免类似有损公司形象的事件发生，总经理将不与总裁在公共场合共同出现。抄送总裁，抄送布莱恩。
我心里下了狠劲要尽快地学。学得真苦！每周工作起码九十个小时就此开始了。周末用来清理积存的非紧急电子邮件和会议。微软的电子邮件特多，我平均每天收一百七八十件，留在周末看的多是复杂的题案，在不同部门间转了很多圈的，每件都得从源头看起才看得明白。周日晚上多半是乘最晚的飞机出差。再能有周末休息的奢侈竟会是在一年半以后了！
4月中旬，参加全球营销经理大会。微软一年有两次全球营销大会：一次是8月的全球营销大会，规模在七八千人，是新财年开始承上启下、鼓舞士气的嘉华年大会；一次是4月的经理大会，规模一千五百人左右，主要传达新财年的基本战略、预算方向，各层经理领会精神后回去就要开始准备财年预算计划。第一次到微软帝国的首都朝圣，我兴致勃勃。来了两个月已经摸到些头绪，三天会议期间我又听又记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盖茨、鲍尔默和一系列的头头脑脑，全见到了。突然想到，这可能是世界上集中了最多富翁和财富的一个聚会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（9）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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